小說家金庸先生昨天逝世，享年94歲。金庸原名查良鏞，來自顯赫的清代和民國家世，自小喜歡讀書，家族相當繁衍。他來到香港後加入過香港的左派報紙、電影公司，然後有感於創作自由受到限制，於是在1959年創辦一份屬於他的報紙──明報。
 
金庸先生是一個性格非常多面、多層次的人，尤其是他幾十年來所結識的人，各行各業中與他相近或曾經與他共事的，都有各自的感受和經驗到的金庸故事。由於這個人物是泰山北斗型的大人物，所以要了解他並不容易；尤其當一些年輕人將他從政或參政、議政那幾年的言論抽出，作單方面的解讀，而你不懂得將這些言論放在他一生人的經歷和心理變化上來領悟，便很容易以偏蓋全。
 
在我眼中，金庸當草委、論政的那一部份是最不重要的，但在現時甚麼都泛政治化的時代，這一部份最被多人記得並拿來討論；當然這一部份之中他的言論和行為亦有可以思考之處，但還是要放入他的一生，通過前文後理、即英文的Context，才可嘗試理解到他處事之用意。
 
就像從前的一套電影《大國民》，故事講述一個逝世的報業大王，死後遺下了一塊滑雪板，這塊滑雪板的邊緣有一個英文字「Rosebud（玫瑰花蕾）」，這個字到底有甚麼意思？戲內抽絲剝繭引發出了一個傳奇，也成就了這部據說是荷里活有史以來最傑出的電影；金庸，也是如此。


（內容只反映主持人及個別參與人士的個人意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