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四事件流血告終，背後真相同死傷人數，一直欠缺一個權威說法。正在台灣的流亡學者吳仁華過去30年，從不同渠道搜集和整理六四的資料，希望保留這一段歷史。

吳仁華指，六四事件中犧牲最慘重、遭遇最悲慘的不是學生或知識份子，而是親身支援學運的北京普通市民和工人，自己不能讓他們隨著時間的消逝，在沒有紀錄下，消失於歷史之中。

見證天安門清場　難忘市民四出抵擋戒嚴部隊
30年前，吳仁華是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。當年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做糾察隊，到翌日清晨一直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，見証廣場清場。

他憶述，當晚戒嚴部隊入城，北京市民為了保護廣場的學生，在城東城西抵擋，期間不斷有人跑回廣場報訊。其中在晚上一個10多歲的男生，他歷歷在目：「（這個）河北的小男孩，一直哭一直哭，渾身發抖，我就問他『怎麼啦怎麼啦，孩子』，他說在前門方向，他的哥哥被殺了。那我說『你在北京有沒有那種親戚朋友，我現在可以讓學生護送你』，他說『沒有』。」

北京民眾支持學生到清場
另一個在吳仁華腦海的畫面，天安門廣場上的自發工人糾察隊，當晚為保護廣場學生一批一批趕往木樨地，凌晨一個年輕男工人跑回來，激動地說兄弟們不是死就是傷，留守廣場最後兩個女青年工人，脫下身上軍大衣，勸也勸不住就離開廣場，往「前線」支援，最終無再見過他們回來。

吳仁華憶述，當學生被迫撤離天安門廣場，在廣場外遇上等待學生的數千名北京市民，他們依然向學生展現無比支持，「有些學生跪下來放聲痛哭，說『我們對不起了你，我們沒有守住廣場』。他們（民眾）卻齊聲高呼，『人民感謝你們，你們沒有失敗，你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。』」

然而，30年過去，學生領袖被通緝，很多已經流亡，無再回過廣場。

搜集紀錄歷史　毋忘北京市民工人犧牲最慘重
吳仁華在六四之後一年，透過「黃雀行動」離開中國，到美國洛杉磯定居。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的他，一直紀錄六四歷史。他在2007年發表第一本紀錄學運和天安門清場的書，筆下很多是北京小市民和工人遇難或被審判的事跡，「我覺得整個六四屠殺事件中，犧牲慘重的不是學生，更不是知識界人士，而是北京普通的市民跟工人。」

吳仁華的紀錄中，六四「大審判」，21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判刑最重的，是名單上排行第三的劉剛，囚六年；名單上排名第一的王丹，囚四年；更多的學生領袖最終免於審訊。相反，在他統計中，單在北京已經有超過200人，判10年以上重刑，部份判死緩或死刑。較有知名度的民運人士，例如來自知識界，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，出獄後即使失去教席，仍有很多人願意伸出援手，反觀一些無名的市民和工人參與者，因為當年抵擋坦克、燒軍車、擲水樽等，經歷了很長刑期，出獄後的生活非常艱難。

記錄完整加害者名錄
吳仁華近年整理3000多名六四時，戒嚴部隊軍人的名單。他認為記錄加害者，在歷史的完整性上十分重要。六月四日早上，在六部口有坦克高速衝向人群，輾壓正離開的學生和市民，當時他深深記住當時的106號坦克。數年前他在退役軍人的網上聊天室觀察對話，搜集戒嚴部隊資料時，找到一個戒嚴部隊的軍人，確認對方是106號坦克的二炮手，「我當時激動得馬上趴在鍵盤上痛哭，終於找到106號坦克的成員！」

他形容自己控制不住情緒，把對方的手機號碼公開在自己的Twitter上，有網友成功致電對方確認，並痛罵對方，但對方自此無再接電話。吳仁華說，自己事後後悔公佈了對方的聯絡方式，否則就有機會透過對方，找到坦克的車長和駕駛員，了解六部口事件的責任，「有人說他是劊子手，這不對，因為他是二炮手，希望外界不要有誤解。」

冀建立資料庫做口述歷史
對吳仁華來說，「毋忘六四」不是口號，而是對死難者的責任，「六四屠殺是我親身經歷的，我又是一個文獻學者，我覺得不能讓那麼多受害者、死難者，像之前的政治災難性運動一樣，沒有留下歷史紀錄，然後隨著時間的消逝，他們也消失。」

吳仁華原本希望在六四三十周年，完成一部當時每間醫院和每個開槍地點的詳細紀錄，但長時間接觸六四的資料，數年前他開始發現自己難以專注寫六四的文章。去年起他離開洛杉磯，到台灣東吳大學擔任訪問學者，希望這個心理狀況的問題盡快好轉。他亦慨嘆僅得一人之力，欠缺人手和資源，令記錄歷史的進程十分緩慢。

「長期我做不了的，是我想建立一個六四資料庫，因為海內外包括香港、台灣，都沒有一個六四的專門研究機構。所以必須由一個團隊，按項目逐步推進，將六四屠殺，包括八九學運所有的資料，包括文字、照片、視頻，分類保存起來，然後再要做口述歷史。口述歷史是搶救性的，很多知道六四內情的人已經去世了，如果再拖下去，更多重要的知情人就不在了。」

記者：雷子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