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四之後，由港人展開的「黃雀行動」，營救不少學運領袖同民運人士到海外。曾任支聯會副主席的朱耀明，憶述當時主要負責照顧逃到香港的民運人士，以及向外國政府游說接收，一共協助四百多人。他說，法國政府當時率先接收從內地逃亡民運人士，令「地下通道」打開；而過程中有不少記者、文化界等人士，協助民運人士逃到香港，移民海外的港人亦有協助接濟。

朱耀明記掛的其中一個流亡的人，是護送學運領袖柴玲和封從德逃到法國的「無名英雄」。他對所有流亡民運人士的寄望亦很簡單，不是要當偉大的領袖，而是做個好人，好好地生活。

法國領事秉人道主義接收民運人士

曾任支聯會副主席的朱耀明，八九年在當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邀請之下加入秘密的「黃雀行動」，營救內地學運領袖和民運人士。他的主要工作是負責照顧逃到香港的民運人士，以及向外國政府游說接收。

他說，當初加入時，法國政府已經率先願意接收學生領袖李錄和學者嚴家其，亦是令「黃雀行動」這條「地下通道」打通的主因，「他們（法國政府）不接收，地下通道是不會通的⋯⋯（因為）港英政府當時沒有什麼政策，只能說（如果）他們來到（香港）有外國政府收留，（港府）就可以『隻眼開隻眼閉』幫忙。」

他大約一年多前，親身探望當年主事的時任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孟飛龍，特別向對方道謝，「當時我問他一個問題，當時作這個決定，有無問過上頭？他用一個較幽默（的方式）去回應說，『一個人尿急你要問誰？要救一個生命，還要問什麼？』」朱耀明形容，深深體會到對方的人道主義精神。

民運人士憑卡片聯絡香港記者等成營救線索

「黃雀行動」雖然秘密，但前中後期亦不乏間接參與的港人。當年民運學生憑手上名片，聯絡到香港記者、文化界或者出版界人士，成為營救線索，甚至有民運人士，由記者犯險幫忙帶路。

後期愈來愈多民運人士獲營救到港，等候外國批簽証，租住大埔尾和赤泥坪村村屋的大學生，騰出單位讓民運人士暫住；到八九年約十月，美加繼法國後「打開門」願意接收民運人士，條件是他們要取得監護人簽証，朱耀明聯絡美加的移民港人組織和教會，對方都大力襄助，接濟民運人士，協助他們找住處和工作等，「我覺得香港人那種熱心令人佩服，香港不單只辦地下通道，民運人士送到外地，亦是香港的移民照顧他們。如果港人不是有這麼大的網絡，我相信這些都是（黃雀行動）困難的地方。」

有學生領袖被黑社會挾持到港收贖金

由八九年到九七，「黃雀行動」共協助了400多人，當中130多人是在安排下救到香港，亦有300多人屬朱耀明口中的「自由行」，即是自行偷渡到香港，再聯絡支聯會協助。朱耀明憶述，有兩名民運人士，是被黑社會挾持到香港「收贖金」，其中一個是學運領袖程真。

朱耀明要管理多個逗留香港的民運人士營舍，箇中亦有不少煩惱。其中營地有一個規定，是不能談戀愛。但要阻止並不容易，最終不幸的事來臨，他們要棒打鴛鴦，「其中一對男女在營地戀愛，很不幸，一個女的取得美國簽証，男的取得法國簽証，結果他們不肯離開⋯⋯我很同情他們，但在我們來說，走一個，我們壓力也減少一分，無辦法之下都要迫。很憤怒地責罵他們都試過⋯⋯所以這類分歧是在營內最難處理。」

民運人士滯港戀愛　要棒打鴛鴦

朱耀明更憶述，誰先取得簽証離開、誰未有國家願接收等問題，經常令營內噪動不安，「後來我們試過，當有些人要走時，營長想辦法將他們的行李，從天台吊下來，訛稱他們出去買菜，目的是當刻不讓營友知道他們要離開，使他們心情不用這麼大波動。」

朱耀明近年到歐美，探訪了二十多位流亡人士，當中除了知名的學生領袖，還有一個人特別令他掛心，「陪封從德和柴玲來（香港）是有第三者的。這個第三者一直無人提起，我也不能提。這人可說是無名英雄⋯⋯因此這次（六四）三十周年，一定要見到這個人。」

無名英雄陪柴玲封從德來港成逃亡者

朱耀明以化名「阿洪」稱呼對方，1990年陪同封從德和柴玲到港後，未能回到內地，最終與兩人一起前往法國，「他只是一般人，是行船的⋯⋯當年他放棄了在內地的一切，為了幫助這兩位學生。他到巴黎時，是最困苦的人，因為他並不著名，沒有援助，要學習法文，自己打工。」

朱耀明提起「阿洪」時，亦感到很欣慰，「過程中他有一個教母，是一個在香港教了17年書的修女，在他最艱苦時幫助他，這次見到他已經成家，有穩定工作，也有時間參加公共事務⋯⋯見到他，我真的很開心。」

朱耀明：苛責「食民運飯」不公道

學生領袖流亡到海外，部份人被批評「食民運飯」。朱耀明形容苛責的人不公道，「（他們）不在自己國土，連食飯都有困難，連工作都有困難，你想他們做什麼？」

朱耀明說，對當天的學生領袖，寄語一直都好簡單，「我只秉承著，要做個好人，找一份工作，好好地生活⋯⋯我從來都不會如外人這樣看，說他們要做很偉大的領袖。（事實上）他們去到美國，面對競爭，做什麼領袖？要打入主流社會已經很艱難了。」

記者：雷子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