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九年北京學運由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發起，隨後全國各地的學生蜂擁到北京參與。當年本港學界，亦有學生上北京支援。

見証天安門清場的時任學聯主席林耀強說，在六四後經歷一輪低潮，多年後才重拾當初的信念。時任中大學生會主席鄒崇銘指，對民主自由的初衷無改變。

當年本港大學生聲援　廣場牽起哄動

「我們去買了一塊很大的橫幅，寫上『香港學聯支持你們』，我們兩個人在（天安門）廣場四處拉起展示。出奇地，我們所到之處都引來哄動，因為對北京學生來說，他們無想過在千里之外的香港，會有同學來支援他們。」八九年，林耀強是當時的學聯主席，他與另一位同學一起，在五月中抵達北京支援北京學運，初到聚集數以萬人的廣場，兩人有如「湮沒在廣場之中」，決定買一幅橫幅以示支持。

6月3日晚，林耀強在天安門廣場，一直逗留到凌晨清場一刻，當戒嚴部隊踏上人民紀念紀念碑基座時，北京學生馬上簇擁住他撤離，「當時他們要我一定要安全返回香港，告訴全世界，在天安門發生的事。」

晚春開始的學生運動，初夏之時以清場告終。林耀強說，當初因為一個簡單信念，相信參加學生運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，但六四過後，這個信念崩潰，有一段長時間感到灰心，自己變得不願起床，「現在回想當時應該有點抑鬱」。

學運清場告終　信念一度崩潰

「六四屠城震撼的地方是，一個這麼龐大的運動，牽動人心，都不能夠令世界變好，反而之後數年，中國政治更倒退，這正正是信念的崩潰。」他說，自己經歷一段很長、很迷茫的時間，在學生運動的參與度大大減低，畢業後在商界瘋狂工作數年，「一日返16小時工」，連新聞也不想看，「所以廿多年之後見到傘運結束，很多人說，有些港人變得很犬儒。我完全明白、完全理解。」

林耀強說，多年後他重新思考學生運動背後的價值，再讀法律，又曾擔任政務官，「想找一個崗位是可以令世界好一點」。林耀強現時是律師，承接的工作不少是弱勢社群維權的官司，外界形容他是人權律師。「我其實很慚愧⋯⋯（我）極其量是一個街坊律師，每個星期會到天水圍、上水、屯門，幫街坊處理法律問題。或許我們這一代人做的事，只是一些啟蒙工作，未必如學生一樣轟烈，但這是細水長流、點點滴滴的工作，而我亦覺得很值得。」

溫家寶任總理　鄒崇銘曾盼六四或能翻案

八九年，鄒崇銘是中大學生會主席。他說，當年中大學生會在率先明確聲援內地學運，但他無上北京見証學運，留在香港做籌款和行政的工作。

鄒崇銘說，六四過後一段短時間，香港社會對中國的前景很悲觀，但隨著鄧小平92年南巡，中國投向市場經濟，慢慢對中國的看法有改變。到2002年，他獲樂施會派上北京，從事關注內地弱勢社群的工作，一共工作了七年，當時正值溫家寶接任總理，「他當年陪趙紫揚一起去天安門（探望學生），那張相片是大家都會記得，當他接任總理時，大家也一定會重提這幅相。（當時）可能會有一個良好願望，當溫家寶當上總理後，六四有機會翻案，又或是他會做一些實際的（事情）回應六四。」

鄒崇銘在北京的工作，關注是公平、平等和弱勢社群等問題，亦意識到內地需要建立公民社會，目前是理工大學講師。他形容支持當年學運的初衷無改變，「民主自由是中國和香港人長遠的期望」，但現時的他更覺得，民主自由不能單獨存在，而重點不是政府，而是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，因為民主自由亦需要公民社會和經濟基礎承托。

對中國民主未感絕望

鄒崇銘認為，中共十八大後，中國同民主自由似乎愈走愈遠，「你期望如果中國再講民主，或者中共更開放，回到接近人民期望，似乎希望愈來愈渺茫；但我又會回想，三十年前類似的情況是，當年香港亦看不到九七（回歸）有希望，但歷史往往並非輕易預計到，有些因素是突然『爆』出來，當你去到一個似乎很絕望的階段，自然就會有一些新的因素冒現。」

當年親歷六四的林耀強就認為，六四晚會的力量仍然很強，年輕人應該繼續參與。「如果以為不理會中國政權，它就不會『搞』我地，其實是很天真的（想法）⋯⋯不要以為它好強大、好邪惡，就不能夠挑戰它。香港在每年六四悼念的集會所代表的道德力量其實很強，因為這個謊言和真相的鬥爭，是對他整個管治方式一個很大的衝擊。」

記者：雷子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