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洲多個國家近年相繼推出資源管控措施，被形容是資源民族主義浪潮，部份亦影響到中國在非洲的投資。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衣英男指出，非洲這一輪資源政策調整並非簡單的「關門主義」，而是具有明確產業目標的戰略轉型。

衣英男指，非洲國家正加速擺脫全球經濟「原料附庸」的定位，透過收緊原礦出口、強制本地加工等手段，力圖向價值鏈上端攀升。他舉例，津巴布韋2026年2月宣布暫停所有原礦及鋰精礦出口；納米比亞自2023年起禁止未加工關鍵礦產出境；南非礦產委員會建議，將採礦許可與本地加工承諾掛鉤；剛果(金)則實施鈷出口禁令及配額管理，以奪回定價權並倒逼國內冶煉產能建設。

部份措施見到成效，津巴布韋「鉑族金屬」精礦出口量2025財年大降52%，但經過冶煉加工的半成品出口額卻大增71%，顯示價值鏈延伸的經濟效益顯著。

不過，衣英男指，從政策意願到工業現實仍相隔很多道深溝。電力短缺是頭號瓶頸，南非擁有全球約四成錳礦儲量，但因為電價高企及供電不穩，導致本土錳冶煉廠於2026年7月全面停產，約95%錳礦石仍以原礦形式出口亞洲。另外，制度執行能力薄弱、跨部門協調困難，以及4至5年的政治周期，同動輒8至10年的工業建設周期錯配，更令資源升級戰略，屢屢淪為「半桶水工程」。

衣英男認為，中國自1953年以來連續編制十四次五年規劃，積累「目標治理」經驗，正是非洲所需。指這套制度的核心，在於「錨定」可量化硬指標、「銜接」年度與專項規劃，以及「迭代」調整路徑但不改方向，從而確保「一屆接着一屆」持續落實的政策連續性。而非洲雖然有《2063年議程》及非洲大陸自貿區(AfCFTA)作為長期框架，但缺乏細化的中期錨定機制。

文章指出，中國可輸出的並非現成規劃文本，而是規劃能力。目前中國企業在非洲建設運營的工業園區已具規模，若將園區規劃與所在國產業規劃對接，可減少「廠建好、路未通」的錯配。從剛果(金)的卡莫阿—卡庫拉銅冶煉廠，到贊比亞的謙比希冶煉廠，這些項目均可成為非洲國家規劃本地價值鏈的節點。